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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深厚的新闻传播史史料学作为基础

2021/07/29  浏览次数:

  (记者段丹洁)7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办的“搜集与甄别:百年中国新闻工作史料研讨会”在京举行。与会学者围绕新闻工作史料搜集汇编、理论研究及重要意义展开深入研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党委书记方勇主持开幕式。

  守正创新,这是新时代赋予新闻传播学的新任务。不同时代会有不同要求,不同时代也提供了不同的研究条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唐绪军表示,《中国新闻工作文件汇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赫建中、陈崇山等老一辈研究人员为学界作出的杰出贡献,今天我们应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为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为新闻传播学“三大体系”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当前我们正处在中国新闻思想研究的最好时期,新闻学者应该不负重托,努力工作,为系统梳理、全面总结和深入研究中国新闻思想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特聘君武荣誉教授郑保卫分析了史料搜集对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他对当前做好中国新闻思想研究史料工作提出了建议:一是要做抢救性挖掘;二是要做系统性研究;三是要出高水平成果。他认为,这次研讨会别开生面,很有意义。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席教授陈力丹认为,研究中国如何贯彻马列新闻思想,如何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新闻工作,一定要研究具体的新闻实践,要掌握全面、扎实的第一手材料,以原版党报为基础展开研究。他通过举例说明,脱离了前辈的具体新闻实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通过重读《中国新闻工作文件汇编》,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余清楚提出,《中国新闻工作文件汇编》是公认的迄今为止较为全面、影响广泛的新闻传播学主要工具书之一。今天,当我们学习习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最新论述和重要思想时,重读《中国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的历史文献,既体会到了历史的传承和发展的统一,也更加坚定了新闻工作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的信念。

  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史料学关键要对史料进行搜集、校勘、考订和编纂,甄别和评价。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王润泽提出,要全面加强和提升新闻传播(史)学的内在力量、拓展学科边界,构建专业性、实用性强的史料体系标准规范,在史料整理领域起到示范引领作用。全面系统整理出版近现代新闻本体史料编目工作,填空补白,为新闻传播史的守正创新提供基础,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提供基础,为未来新闻学的创新发展提供基本素材。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宋月红认为,新闻出版思想是与其思想政治理论、历史理论分不开的。在指导党史研究和编纂工作中,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的重要论述。研究新闻出版思想要以此为历史背景、思想基础,分析其对新闻出版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作用与影响。他指出,新闻工作思想内涵丰富,与各个时期的形势与任务相结合。研究新闻出版思想,既要依据基本史料如文献史料、回忆口述,传记、活动遗迹等,更需要采用多重证据法相互印证。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林绪武提出,自《向导》周报起,中国的党报党刊宣传从单纯的理论宣传转向理论联系实际,将党的革命主张、政治路线、纲领等融入到时事宣传中。他就百年中共党报党刊资料整理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影印出版与数字处理相结合;二是搜集整理与学术共享相结合;三是组织领导与学人自觉相结合。

  中央苏区的新闻事业在中国百年新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开启了中国系统性、规模化、条块型新闻事业的先河,构建了新闻舆论工作的实践框架。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信凌认为,作为人民政权下的新闻事业所展开的全部探索,中央苏区的新闻事业为延安时期的新闻工作,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新闻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珍贵的思想源泉与历史经验。

  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邓绍根看来,当代新闻传播史研究历经了曲折前行、恢复展开、反思创新和繁荣发展等四个阶段。而新闻传播史料的文献整理工作是贯穿其中的基础工作,支撑并推动着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创新发展。但是,反观取得的史料文献整理成果,关于新中国时期的新闻传播史料数量少、规模小,缺乏标志性成果,亟待加强系统化的当代新闻传播史料的文献整理和建设。同时,在进行新闻传播史料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基础上,应加强史料的解读和分析能力,让史料穿透历史的尘埃,发光发亮。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王天根表示,抗战前后是中国迅速发展壮大,特别是革命干部培养积蓄的重要阶段。中国领导人积极思考中国国情并对西北等地乡土进行实际调查,与时俱进地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他们重建中国的扎实方案有多重体现,而从《解放日报》及其与解放区整风运动密切相联系可见文风、作风等建设。就媒体实践而言,《解放日报》筹办及其改版也有着自己不断总结经验并自我发展的过程。

  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王春泉建议,要编选多部专题汇编,选编工作的核心应聚焦在“中国新闻工作文件”上。既要重视中央级的文件,也不能忽视各地方出台的文件,要覆盖包括副媒体(黑板报等)在内的多媒体文化。同时做成简繁两种版本,简本篇幅不宜太大,借助“关键词”、摘编等方式组织展示;繁本尽可能搜罗齐全,借助二维码引入线上阅读、延伸查找。

  中国新闻与宣传工作史料不可分割。在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武志勇看来,中国新闻工作史料与评价史料的搜集同等重要。中国新闻工作史料搜集和研究要从中央和地方、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国内和国外、思想和政策、管理机构和行业、媒体和个人等几个层面展开。

  谈及新闻传播史研究面临的困境,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程丽红认为,新闻传播史研究深入和成熟的重要障碍,就是“本体的迷失”,没有深厚的新闻传播史史料学作为基础。新闻传播学与众不同的学科内容,应建立在新闻传播的历史资料及史料方法论基础上。从清代断代史史料学的探索,可以推演建构新闻传播史史料学宏观结构体系。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张晓锋以海峡两岸新闻交流三十年史料数据库建设为例。提出发掘和整理两岸新闻交流史料是两岸新闻交流研究的前提,也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重要任务。他重点介绍了两岸新闻交流史料数据库的构成和检索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侯中军谈到了对哥伦比亚大学藏顾维钧档案整理与研究的几点思考。他认为,研究顾维钧的抗战外交,与众多新闻史料相关。为了对历史原貌予以客观还原,不能只限于顾维钧档案本身,还需要将同时期相关的档案材料纳入到研究视野。可以利用时人日记、重要个人档案、报纸杂志等。在论述某一具体外交案例时,要以“顾档”为基本线索,多边参照相关档案,客观评价顾维钧在外交中的作用,多角度审视其外交建议和活动。

  《救国时报》作为一种档案存在,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值得信赖、可资借鉴的史料,为人们弄清历史真相、理清历史脉络提供了详实的资料。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廖声武表示,史料整理的价值就在于为后来研究者提供研究资料。对数量庞大、分散隐匿的新闻团体文献资料及相关档案材料,进行搜集、整理,按照一定标准进行选编,可以揭示各地新闻团体的区域性、多元性、阶段性特征,以及新闻团体的总体特征和发展规律。

  史料是研究的基础,重视史料的搜集和甄别工作永不过时。本次会议以“新闻史料”为主题得到与会专家学者高度认可。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早期对于中国新闻和宣传工作史料的整理和深入发掘工作,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唐绪军总结说,15位专家学者结合各自承担的重大课题对新闻传播学史料收集和整理发表了独到的见解,有的还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这是我们组织本次研讨会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学术研讨会就应该实实在在地讨论一些大家共同关心的真问题,形成共识,然后采取共同的行动。希望与学界同仁一起,在构建新闻传播学史料数据库等方面集思广益、通力合作,有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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